雙低VS雙高

“雙低”VS“雙高”的出現，反映出2010-2011年全球經濟格局中發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經濟周期的錯配，并導致兩者走上迥異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路線。“雙低”格局下，歐洲受主權債務危機影響實施“緊財政， 寬貨幣”的政策組合，美國和日本啟動了第二輪財政和量化寬松貨幣（QE2）刺激；而在“雙高”形勢下，多數新興經濟體開始退出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

“雙低”VS“雙高”和貨幣政策的差異，又衍生出經濟增速差和利差，進而影響全球資本流動。低增速和低利率形勢下，面臨流動性陷阱的發達經濟體的當務之急是推動流動性進入實體經濟，擴大本土投資和雇傭；高增長和利差擴大趨勢下，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問題則是短期涌入流動性過多，如何把握國際資本流入的節奏和規模、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主要任務。

主動貶值VS兩難升值

在此形勢下，全球匯率之爭頻現。“雙低”意味著發達經濟體內需不足，它們比以往更注重向外尋求經濟增長，而推動本幣貶值無疑是擴大出口的捷徑之一。但新興經濟體卻面臨“兩難”。一方面，盡管經濟復甦強勁，但對外需依賴偏重；在全球外需增速趨緩形勢下，本幣升值容易引發出口下滑，妨礙經濟復甦。另一方面，本幣不升值，全球流動性過剩催發的輸入性通脹又可能傷害經濟健康。如果同時升值和加息，更可能面對內外需求下滑和短期內熱錢加速流入的風險。

因此，多數新興經濟體選擇在本國經濟所能承受范圍內允許本幣適度升值和加息，同時加大資本管制力度阻止本幣過快升值和熱錢流入。2010年3季度全球貿易增速開始明顯放緩，如果該趨勢得以延續，不排除匯率之爭出現升級。

QE2：危機VS危機

美國堪薩斯聯儲主席霍恩尼格曾說，QE2是“與惡魔的交易”。以大量過剩的流動性、巨額的財政赤字、潛在的通脹風險和資產泡沫來換取當前的經濟復甦，確有飲鴆止渴之嫌。

當前美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QE2新增流動性難以迅速進入實體經濟，轉而流入國內外金融市場。其中相當一部分以熱錢方式涌入新興市場，推動通脹飆升，并催生資產泡沫。同時，QE2引發美元貶值實際稀釋了美國債務，使美國債券持有國面臨匯兌損失。更危險的是，一旦美聯儲開始連續回收流動性，大量熱錢迅速撤出新興市場回歸美國，將直接戳破新興市場的資產泡沫并傷害其經濟增長。另外，美聯儲的QE2造就弱勢美元，間接削弱了日本和歐元區的出口競爭力和經濟復甦動力。

歐債危機：風險居高不下

從希臘到愛爾蘭，歐債危機的三個主要部分主權債務危機、銀行業危機和財政緊縮危機已經密不可分，即使在應急機制的支持下，未來發生債務重組的可能性仍在上升而非下降。

近期歐盟關於設立歐洲穩定機制（ESM）的協議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預期。該協議指出，2013年應急機制到期后，通過ESM為債務危機成員國提供救助時，將要求擁有該國國債的私人投資者（銀行當屬最大的投資群體之一）為主權債務危機承擔一定的損失，例如延長還款期限或減少利息支付等。這無疑加劇了歐洲主權債務重組的預期和歐洲銀行業面臨的不確定性。而一旦銀行業風險大到需要政府援助，又會加重政府債務負擔，形成惡性循環。因此，2013年前后歐元區外圍國家面臨又一場歐債危機的風險不容忽視。

2011年全球經濟形勢復雜

美國：繼續溫和復甦，預計GDP增速2.5%，通脹1.5%，失業率9%。在新一輪大規模減稅和QE2刺激下，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有望加速，但將受到短期內難以改善的高失業率、樓市疲軟和信貸緊縮的壓制；對外貿易在美元貶值和振興出口計劃推動下有望成為新增長點；政府財政赤字壓力加劇，主權債務評級面臨下調風險。

歐元區：低速復甦，預計GDP增速1.5%，通脹1.8%，失業率10%。由於歐債危機的束縛，大規模財政緊縮將拖累經濟增速；高失業率數年內難以得到根本改善，加上社會福利下滑，個人消費增長有限；低增長、高稅收預期和歐債危機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投資不振。在以上問題制約下，出口將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

日本：復甦不確定性較大，預計GDP增速1.5%，通脹-0.3%，失業率5%。盡管連續出臺財政和貨幣刺激，但由於長期內需不足和通縮，消費和投資前景均不明朗，未來經濟表現仍取決於出口。如果日元強勢不改，未來日本經濟增長不確定性較大。

新興經濟體：增長前景良好，預計GDP增速6.4%。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內外需求雙旺，但通脹壓力巨大（通脹預期均在4%以上）。由於全球貿易增速開始放緩，可能面臨全球范圍內更嚴峻的匯率和貿易戰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