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聯儲、英國央行、澳洲聯儲甚至歐洲央行的政策聲明令市場感到意外，這意味著市場利率預期與央行指引之間存在廣泛脫節。 G+ Economics首席經濟學家Lena Komileva認為， 真正的"縮減衝擊"並非隨著貨幣擴張的結束而出現，而是伴隨著市場對未來前景信心的"縮減"。

Komileva認為，當前市場正面臨兩大基本問題：一是人們認為經濟無法回到疫情前的水準，二是無法預測未來。

這與各大央行上周發出的資訊相呼應——未來產出、就業和通脹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而這些"不確定性"將對經濟軌跡、市場利率和回報產生影響。

Komileva表示，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英國央行行長安德魯·貝利、歐洲央行行長克莉絲蒂娜·拉加德和澳洲聯儲主席菲力浦·洛威在講話中提到至少有五個主要的"不確定因素"，包括：

疫情何時結束。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顛覆了央行預測供需失衡持續時間的能力。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擔心失衡持續的時間越長，工資—物價螺旋式通貨膨脹的風險就越大，這就需要在2022年以更快的刺激措施退出和收益率曲線倒掛的形式進行政策干預。 溫和的未來加息信號表明這是政策制定者極力避免的結果。

未來增長。 疫情的結構性遺留問題對未來的增長趨勢和各經濟體持續、非通脹擴張的能力提出了疑問。 儘管高於預期的工作力成本仍與過去的生產率增長一致，但疫情導致的數位商業模式和全球供應基礎設施方面的進步的凈影響將需要數年時間來評估。

能源價格衝擊。 能源價格飆升凸顯了國際社會向低碳經濟模式的轉型與傳統供應網路的彈性之間的緊張關係。 未來能源成本可能會出現結構性上升，降低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和未來的需求，同時推高生產成本，從而對未來的增長和(6.790.11, 1.65%, )通膨構成風險。 經濟學家和市場需要注意，貨幣政策在解決短期供需失衡方面存在局限性，尤其是當這些失衡是由全球結構性破壞引發時。

通脹是暫時的，但不是短暫的。 各大央行行長一直在煞費苦心地解決市場通脹焦慮，在通脹數據上升的分析中限定"暫時"的含義。 政策制定者預計，大範圍的港口擁堵、航運延誤和供應瓶頸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但他們承認，對這些中斷也沒有快速的解決辦法。

勞動力供給。 對央行決策者來說，最大的未知變數是新冠疫情後勞動市場的變化。 勞動力的長期供給是決策者思考經濟體產能水準和長期高物價風險的關鍵。 工作力供給的不確定性可能會讓央行不再以消費價格指數上限為條件，而是以行為為條件來決定未來政策利率的上調，因為在對工人和技能的需求持續超過供給的市場中，工資會上漲，而這將導致更嚴重的未來通脹。

Komileva表示，各大央行希望在解決工作力供應不確定性的同時，對沖市場對通脹的焦慮情緒，並保持高財政債務的可持續性。 然而，這些問題都不是貨幣政策能夠解決或預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