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朱民赴任，中國的份額提高，但西方壟斷IMF的性質不會改變，西方壟斷IMF高管職位的本質不會改變，IMF迎合西方國家對華施壓的現狀暫時也不會改變。對中國來說，如何改變在IMF的政治生態和處境，是一個長期博弈和斗爭的過程。
中新社援引財經國家周刊4月27日的報道稱，在世界銀行團春季年會4月下旬於華盛頓召開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前往華盛頓赴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特別顧問。不過，此前很長一段時間，IMF一直跟隨美國，頻頻向中國匯率政策發難。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多次公開宣稱“人民幣被嚴重低估”。
IMF此番言論是在中國同意增資500億美元之后。在過去兩年，IMF一方面努力改善與中國關系，尋求更大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又在人民幣匯率上跟隨美國對華施壓。這暴露出IMF對華政策的兩面性。
西方夾攻人民幣有兩大流派
美國總統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攻擊人民幣主要有兩波：第一波，財政部長蓋特納在上任前后公然指責中國是“匯率操縱國”；第二波，金融危機后至今，美國全方位施壓。
最近一波的攻擊因其出現的新思想流派而使問題變得波詭云譎。所謂新思想流派，主要有兩大方面。
一派是美國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在人民幣問題上指責中國，領頭的有兩人。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是其一。他宣稱，人民幣兌美元幣值低估了40%。伯氏是中美“兩國集團”(G2)理論的提出者，作為美國知名的經濟類智庫的創始人兼所長，伯氏在美國政商兩界有廣泛影響力。
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伯格斯滕曾向美國當局獻計--施壓人民幣升值“三步走戰略”：
第一步，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劃出底線，迫使中國磋商；
第二步，爭取歐盟支持，并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達成一致，以51%的投票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特別報告”，命令中國立刻采取補救措施。如果無法達成這一點，美國仍可要求西方國家掌控下的IMF發表譴責中國匯率政策的報告；
第三步，美國要求世貿組織(WTO)作出裁定：中國匯率政策違反WTO規定并須作出更改。按照規則，WTO會就人民幣是否被操縱，征詢IMF的意見。而作為鋪墊，美國已在第二步中將IMF為其所用，因此中國無翻盤可能。
另一位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格曼。克氏曾在近期就人民幣匯率發表過三篇評論文章，矛頭直指人民幣匯率。他曾公開宣稱，外國“有意”采取保護主義措施，就是因為中國拒絕人民幣升值，如果中國不更改相關政策，更多保護主義措施也是“理所應當”的。
另一大流派，就是在國際金融問題上最具有發言權的IMF。其總裁卡恩近來多次稱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比如，3月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時，卡恩就說：“一些國家貨幣很明顯被低估了，特別是人民幣。中國要實現向內需促進的轉向，人民幣必須升值。”
知情人士透露，在中美就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行的交涉中，美國官員說，人民幣匯率存在嚴重低估不光是美國的意見，也是IMF的結論。言下之意，美國不是特意針對中國，而是中國“操縱貨幣”被“國際公認”。
值得注意的是，為西方攻擊人民幣匯率提供炮彈的這兩大理論之源，正出現合流的跡象。從IMF最近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表態看，其迎合美國的意圖也相當明顯。
曾因人民幣匯率不歡而散
IMF并非第一次指責人民幣匯率。2007年6月，IMF通過《對成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要求成員國確保其匯率政策不會引發“外部社會的不穩定”。IMF將每年與成員國進行雙邊討論，并對成員國相關政策提出評估意見，這一過程又被稱為“第四條磋商”。
外界普遍認為，當時出台這一“點名并羞辱”的規定，主要就是針對中國。對此，中國隨即作出反應，中國人民銀行發表聲明反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提醒”說，IMF應該客觀、公正地反映和評價各國匯率政策。此后，雙方關系急劇惡化，隨后兩年的“第四條磋商”也就無果而終。
讓IMF沒有想到的是，國際金融危機凸現了中國的影響力，而IMF要想被國際社會賦予更大權力、承擔更重要責任，不僅不能繼續和中國交惡，還必須改善與中國的交往，獲得中國更多的支持和資金援助。此后，IMF也開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出現微妙變化。
2009年，卡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中國當前政策不吝贊美之辭。他說，中國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經濟舉措規模龐大，并針對基礎設施和民生支出，為世界經濟起到了示范作用，他本人也因此“深受鼓舞”。卡恩曾表示，IMF歡迎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而且這也是“合法的”。
有分析人士說，卡恩難得頻繁接受中國媒體采訪，尤其是在涉及中國問題的一些談話，不乏微言大義，或許正預示著中國和IMF新關系的開始。
博弈仍將繼續
2009年7月，IMF執董會恢復與中國的“第四條磋商”。IMF在磋商中再次對中國政府的一系列經濟舉措予以高度評價。
報告說，對中國政府隨后采取的“迅速而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IMF贊賞有加，認為這些政策對促進中國今明兩年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并為全球經濟穩定作出了貢獻。對於中國所在的亞太地區，IMF報告認為，“中國經濟政策正發揮著地區穩定基石的重要作用。”
在這份報告中，IMF也指出，一些執行董事仍然支持人民幣被顯著低估的看法，不少執行董事認為，人民幣升值將是全球經濟再平衡舉措的一部分。同時，也有一些執行董事認為，很難對匯率政策進行評估，只有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中國才可能在匯率政策上采取逐步的態度。
一些IMF專家也認識到，在人民幣匯率上向中國大棒施壓，於事無補，因此也采取一些和緩的措辭。比如，IMF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人民幣匯率并不是思考中國問題的一個正確方向，而人民幣升值對美國有利，但不會解決美國所有的經濟問題。
2009年，中國投資500億美元購買IMF債券。在中國的要求下，IMF也首次通過向成員國發行債券的方式完成了這筆融資。2010年3月，卡恩又宣布，任命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出任總裁特別顧問，朱民也成為進入IMF領導層的第一位中國官員。
但顯然，布蘭查德的話也未必代表IMF的所有聲音。卡恩最近對人民幣匯率的攻擊，也反映出其作為IMF最高首腦的西方背景，另外，從伯格斯滕公開要求借助IMF施壓的決策看，人們也可清楚看到IMF仍為西方掌控的事實。
因此，即使朱民已走馬上任，中國在IMF的份額得到有效提高，IMF作為一個西方控制下的國際金融機構的性質不會改變，IMF大部分高層仍為西方官員壟斷的性質不會改變，IMF迎合西方國家對中國一些政策施壓的現狀也不會改變。對中國來說，如何改變在IMF的政治生態和處境，無疑是一個長期博弈和斗爭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