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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週四凌晨美聯儲FOMC會議點陣圖暗示今年不再加息，特朗普碎碎念了大半年的“不加息”終於夢想成真了。不過CNBC也指出，美聯儲同步下調了今年美國的經濟增長預期肯定不是特朗普願意看到的，但恐怕也找不出理由再炮轟鮑威爾了。

Real Investment Advice分析師 Jesse Colombo指出，從2009年啟動量化寬鬆計畫算起，每當美股出現崩盤跡象時美聯儲就會推出寬鬆政策救市，在“人造牛市”的過程中已經累積了巨大的風險，同時也不存在“溫和”的退出機制。所以為了保住特朗普政府的“KPI”，鮑威爾可謂是“忍辱負重”。

Colombo指出，自次貸危機後每當標普500指數挑戰上行趨勢線時美聯儲就會推出量化寬鬆或者調整貨幣政策，這恐怕不是偶然。

 

（美聯儲鴿派政策與標普500指數走勢關係，來源：Real Investment Advice）

Colombo表示，一個經濟增長大約2%，通脹近乎0，全球央行不斷印錢填充金融系統維持經濟的環境並不是理想的狀況。如果說經濟真的有一些“磚家”說的那樣已經重回穩健，為什麼各國央行的戲還那麼多？在美聯儲的帶領下，各國央行都撤銷了緊縮政策並開始了新一輪的財政刺激，歐洲央行正在考慮新一輪低息貸款計畫，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停止了加息。

那美聯儲為什麼就不能放任市場下跌呢？

Colombo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美股是美國家庭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當股票上漲時美國家庭財富就上升，反之亦然。

 

（標普500指數與美國家庭淨資產存在顯著關聯，來源：Real Investment Advice）

同時，美國家庭淨資產也會影響到美國消費者支出，也就是所謂的“財富效應”——當家庭資產上升時，美國“韭菜”會願意花更多的錢購買產品。當市場遭遇股災時，負面的“財富效應”也會影響消費，正如2000年前後和次貸危機時那樣。

Colombo認為，隨著過去10年美國股市連續上漲，美國聯邦政府應對衰退的手段非常有限，所以避免出現“反向財富效應”影響消費就成了最重要的政策指標。隨著2018年末美國家庭資產出現了大幅下滑（下圖藍線），感受到恐慌的美聯儲果斷在去年12月底轉變政策方向。隨著標普500指數從12月低點大幅反彈20%，後續的家庭資產情況也有望反彈。試想一下，如果此時出現美國股市的大幅度調整，對於喜歡鼓吹“對股市上漲有功”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將會是多大的衝擊？

 

（美國家庭財富與消費之間的關聯，來源：Real Investment Advice）

但這種政策也有負面影響，目前標普500指數上漲的速度已經超過了收入增速。目前的估值水平已經接近了1929年股災前的高點，所以未來的“大調整”顯然是不可避免的。

 

（標普500指數估值水平，來源：Robert Shiller、S&P）

Colombo指出，美聯儲對於股市的持續干預也造成了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道德困境。這個時代的投資者（和投機者）已經形成了“市場總會持續上漲”的思維定勢，所以多頭的投資策略往往會更加大膽。總會有那麼一天，市場的風險會增長到連美聯儲都“拖不動”的情況，慘烈的調整終將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