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認為美、歐、日央行開錯了藥方，用貨幣政策試圖解決結構性經濟問題，作用不大，市場只會炒作後就跑。

九月份在短短的兩周中，美、歐、日央行先後出手，推出新一輪的量化寬鬆政策，其政策的同步性、聯動性，在世界央行史上可稱前所未有。 然而，市場對它的熱情，卻僅僅維持了十日，其政策效應之短命，恐怕在央行史上也會留下一筆。

當然在央行出招之前，市場已經有所預期，並積累下一定的升幅。 自從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歐元”的言論一出，針對歐洲股市、歐元的沽空盤便持續平倉離場，西班牙、意大利國債絕地反彈，歐洲銀行股亦表現亮麗。 美國股市更升至二○○七年以來的高位，政策未啟動，資產價格已經搶步上揚。

其實央行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被市場所挾持。 在歐洲，西班牙十年期國債利率當時已升破七％，高燒是可以燒壞人腦的，歐洲央行不出招，西班牙必然出事，必然波及歐洲銀行及歐元的穩定、安全。 在美國，市場無視聯儲六月份的相對冷靜，將市價托高，給伯南克造成騎虎難下之勢，沒有人敢承擔不出招可能帶來的潛在市場衝擊這個政治責任。

但是央行出的這些招數，對解決各自的問題卻作用不大。 筆者看來，用反週期的貨幣政策試圖解決結構性經濟問題，簡直就像是醫生開錯藥。

歐洲的問題，乃結構性財政問題，必須通過增收入、減支出來解決。 經濟不景，增不了收，則只能削減開支。 可是減福利、裁員勢必惹眾怒，在民主政治中屬大忌，對政治家則是找死。 美國的問題則是銀行的中介功能壞死，央行所製造的流動性，無法通過銀行渠道，分配到有需要的企業、消費者以及房地產市場中。 於是，經濟復甦乏力，就業舉步維艱。 至於日本，其銀行中介功能已喪失二十餘年，人口老化、產業外移造成內需不足，就業疲弱。

世界三大發達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均屬於結構性困難，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加以整治。 以貨幣政策上放水試圖根治結構性困局，實屬緣木求魚，不得要領。 怪不得市場炒完就跑，央行本來就開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