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全球經濟結構轉型，中國傳統貿易品市場將難以再現高增長機會，中國依靠大量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實際已經終結。

至少在2009年，就有了“后危機時代”的說法，但這個時代顯然還沒有真正降臨。幾年來，出現了各種關於“后危機時代”的認識，但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無疑需要我們不斷審視。因為，這是一場不同以往的危機，而危機之後，中國面臨一個不同以往的發展環境。

一方面，為應對危機，各國的貨幣工具幾乎用到極致，超寬鬆政策的“強心劑”效應逐漸衰減，施加空間越來越小。另一方面，“有毒金融資產”不僅繼續威脅著歐美金融體系安全，而且需要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慢慢消化。總的來說，在各國政府強勢介入下，危機的蔓延得到遏制，但危機的影響卻向縱深發展。全球經濟正經歷一場全面深刻的“再平衡”，這是一個以陣痛的時間換取調整空間的過程。

在價值觀念方面，這場危機動搖了西方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大廈的根基。“后危機”時代，在一定意義上是對這一價值體系的某種反動。隨著全球“商業規則”發生變化，發達經濟體可能普遍迎來一個以“緊縮銀根、加強管制、減少投機、增加政府干預”為特徵的時期。

在生活方式方面，由於“去杠桿化”是歷次危機的必由之路，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杠桿”的助推作用尤為突出，所以，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寄生性”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如果出現一種“后危機”潮流，伴隨著資產“去杠桿化”，是發達國家負債型消費模式的轉變。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人當趨向于增加儲蓄、減少消費。

在增長模式方面，以擴大出口推動復甦可能成為各國的選擇。雖然表現為金融危機，但這次危機還是馬克思所講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所謂全球經濟失衡，表面是貿易和國際收支失衡，本質是生產失衡。資本逐利效應導致製造業轉移，面對實體經濟“空心化”，美國等發達國家竭力打造金融產品，促使因貿易逆差而流出的資金回流，以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但金融危機暴露了這種模式的脆弱性，發達國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遍出爐“再工業化”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