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國會不會掉入“流動性陷阱”？這突然成為一個現實問題。

4月份，銀行信貸增速明顯下降，進入5月，前半個月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凈投放幾乎為零，部分銀行為負，5月12日，央行兩年內第三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一系列的操作，仿佛表明，信貸增速下降是因為銀行缺錢。真是這樣嗎？

不缺錢而貸不出去錢，在給實體經濟蒙上了一層不祥陰影的同時，也讓多位經濟學家得出結論：中國經濟正步入“流動性陷阱”。不過，也有人不認同此說。5月17日，著名經濟學家謝國忠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完全不認同“流動性陷阱”說法，“這是金融和資產泡沫擠破后的正常反應，如果中國不改革，會步日本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后塵染上‘日本病’，中國經濟的出路在改革，政府放權。”

2.33萬億資金“閑置”

陷阱到底有多遠？

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是凱恩斯提出的一種假說，指當一定時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時，人們就會產生利率上升而債券價格下降的預期，貨幣需求彈性就會變得無限大，即無論增加多少貨幣，都會被人們儲存起來。發生流動性陷阱時，再寬松的貨幣政策也無法改變市場利率，使得貨幣政策失效。

持“陷阱論”的專家的主要依據是，中國經濟持續下滑，一是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十分明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10年第四季度以來中國按季度比較的GDP同比增長率分別為：9.8%、9.7%、9.5%、9.1%、8.9%和8.1%，連續遞減趨勢十分明顯。二是實際利率水平接近於零。目前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為3.5%，而4月份中國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同比漲幅卻高達3.4%，實際利率僅為0.1%。在今年2月之前，實際負利率存在了20個月，在極低的利率水平下，投資者對經濟前景預期不佳，消費者對未來持悲觀態度，這使得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的杠桿作用失效。

這個觀點在企業界部分得到了證實。位於桐鄉的浙江紅太陽毛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少位，5月17日接受了《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楊少位向本報記者介紹了浙江部分地區新增貸款減少的主要原因，首先，由於部分企業主“跑路”現象時有發生，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進一步審慎；其次，信譽和資質良好的企業又有很多銀行上門送貸，他介紹說，很多銀行找過他們，盡管3到7月是他們用款的旺季，但是，已經不缺錢了；第三，部分企業不堪稅費壓力，以及人力成本上升，紛紛出走，“我們桐鄉就有很多服裝廠把企業搬到孟加拉國，那里的普通工人的人力成本是月薪40美元，相當於這里的十分之一。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出走使得今年的‘用人荒’沒有往年那么嚴重。”第四，由於浙江很多民營企業多是外向型企業，受美國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影響，加之上述人力成本共同影響，很多中小企業歇業或干脆關門大吉。“加上其他原因，銀行貸款減少很正常。”楊少位說。

另一方面，據楊少位介紹，由於擔心企業貸款還不上，銀行會分批收回企業貸款；“浙江的民間借貸活躍，也使得銀行貸款減少，因為民間借貸簡便，快捷，銀行抵押登記很多企業又無抵押品。”

盡管楊少位介紹的情況屬實，但中信銀行總行國際金融市場專家劉維明則不認為中國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首先，他認為盡管實際利率為負或很低，但是，至少還有兩個百分點的下調空間；存款準備金下調后依然高達20%，還有很多下調空間；第三，居民對債券和股票的熱情不減，存款增幅也在下降。另外，即便按最低的預測中國的經濟增幅也不會低於7%，也是很高的。而5月17日，交通銀行相關負責人也向《華夏時報》否認了相關其五月前期新增貸款為負的傳聞，但證實增幅較小。

或推不對稱降息

進一步考驗放貸效率

在劉維明看來，央行首先會繼續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其次，會加強窗口指導和公開市場操作；他認為，不對稱降息——貸款利率降幅高於存款利率，是可能的，目前來看，甚至會單獨下調貸款利率。不過，他強調，通脹壓力還存在。

央行對商業銀行支付的存款準備金利率為1.62%，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的利率也達不到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為3.5%，銀行存放央行的各類準備金是虧損的。

2011年3月末，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農村信用社一直高於此比例按此計算)為1.5%；金融機構超額存放央行超額存款準備金超過1152億元。

2011年6月末，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為0.8%；金融機構超額存放央行超額存款準備金超過6424億元；2011年9月末，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為1.4%，金融機構超額存放央行超額存款準備金超過11340億元；2011年底，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為2.3%，金融機構超額存放央行超額存款準備金超過19021億元。

而到今年3月末，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為2.2%，金融機構超額存放央行超額存款準備金超過1.91萬億元，加之剛下調存款準備金0.5個百分點釋放超過4200億元，超過了2.33萬億元。

既然存在央行虧損，為什么各家銀行還要把銀行存放央行而不拿去放款呢？

劉維明解釋說，主要是宏觀調控的結果，目前，對貸款調控最嚴厲的是房地產相關貸款、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以及各項基礎設施，前幾年，這些在銀行新增貸款中占比非常高。

“傳統意義上，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是投資、外貿和內需。投資被抑制住了；外需不旺；內需是個長期過程，不是說這個季度啟動內需，下個季度就見效的。最終還是得靠投資，不過，的確需要調結構，向符合產業政策的行業投放。”劉維明表示。

在劉維明看來，貨幣政策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合，要拉動內需就需要減稅，特別是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為企業輸血，降低個人所得稅刺激消費、拉動內需。

不改革比“陷阱”更危險

“日本病”并不遙遠

謝國忠對本報記者說，中國經濟的上述現象并不是什么流動性陷阱問題，他打比方說，是金融和資產泡沫破滅后的現象，如同吸毒的人突然停止吸毒，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不要相信凱恩斯主義，那是忽悠人的，全世界很多政府相信凱恩斯主義，迷信政府刺激，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按照凱恩斯主義能搞成功的，一個都沒有！美國、歐洲很多國家政府迷信凱恩斯不都出現金融和債務危機了嗎？德國經濟為何那么好？德國有幾個人信凱恩斯？政府刺激經濟是要發債借錢的，還不上哪能不出事？”一向溫和的謝國忠突然情緒很激動地說。

謝國忠分析新增貸款減少的原因主要是，企業盈利能力不好，也有宏觀調控的必然結果，現在金融和資產泡沫已經破滅，房地產泡沫、PE泡沫、股市等資產和金融泡沫都破滅了，以前依靠銀行貸款到處投資，一旦泡沫破滅，自然會出現貸款減少，出現企業老板跑路等現象。

謝國忠對中國經濟前景感到憂慮，他說，中國經濟發展中最大的問題是各級政府權力過大，用其權力拿錢，然后，不講科學地胡亂花錢，并存在腐敗現象。這點改了，中國經濟就會健康發展。“中國人民那么勤勞，中國經濟發展有著良好的根基，如果政府少拿錢，少花錢，什么問題就解決了。如果不改革，中國就會出現日本‘失去的十年’甚至患上‘日本病’，改革的核心就是減少政府的權力，把上述問題解決掉。”

“失去的10年”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陷入長期的經濟不景氣的狀況持續達10年左右才逐漸轉好的情況。典型的國家是日本。1985年到1986年期間，隨著日元急速升值，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雖有所下降，但是國內的投機氣氛依然熱烈。1987年，投機活動波及所有產業，從土地、股票、債券、高爾夫球場會員權，到海外的不動產、名貴的藝術品和古董、豪華跑車、海外旅遊景點等等。1989年12月29日，日經平均股價達到最高38915.87點，此后開始下跌，土地價格也在1991年左右開始下跌，泡沫經濟開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經平均股價跌破2萬點，僅達到1989年最高點的一半，8月，進一步下跌到14000點左右，這種泡沫破滅的陣痛一直持續到2000年。

中國在1998年避開了硬著陸。但是進行了結構改革，削減國有部門規模，推動商品房改革，加入WTO并加快基礎設施建設，這些都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奠定了基礎。目前，中國遇到的問題跟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1998年前的中國大陸極其相似。如果不推動改革，謝國忠所言并非聳人聽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