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網編譯鍾詠翔 2013-01-23 21:56:12
中國1989年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後20年，表面上，中國似乎擁抱自由經濟和放任主義(laissez-faire)。中國看似在經濟政策與追求財富上取得共識，並且置於意識形態與政治之上。
然而，今天這種表象共識卻閃起紅燈，這種表面上的共識總是掩飾了中共黨內分歧，也遮掩了中國社會的矛盾。問題在於這究竟會帶來更大幅度的政治開放，鎮壓以恢復表面穩定，抑或引發社會動盪，這些可能性會產生何種結果，對中國的經濟擴張和全球經濟都難以預料。
共識不再的跡象隨處可見，譬如過去1年半以來，中國十幾個城市爆發大規模環保抗爭。在擔憂環境污染的危害超過創造就業機會利益下，包括大連、天津在內，這些城市數萬民眾成功阻擋興建化學工廠和發電廠。
去年9月也可以觀察到共識瓦解的跡象，由於中日兩國因釣魚島領土爭議而關係緊繃，當時幾千位抗爭者手持毛澤東肖像，路過日本駐北京大使館。
抗爭者選擇毛澤東肖像，顯然在暗批中國現任領導人，在大多數演講中，他們都明顯不提毛澤東和他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
將時間拉近一點，共識消逝的痕跡則是群眾本月到廣州《南方周末》總部前，爭取言論自由。
新聞記者呼籲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下台，他改寫了《南方周末》的新年賀詞，原本獻詞沉重反映社會難題，卻變成歌誦共產黨的政績。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國際史學者Odd Arne Westad表示：「那種意志明顯存在，以發展經濟為名，什麼事情都刻意隱瞞起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雖然在第4天警察和平勸說抗爭者回家，但能夠抗議4天顯然值得注意。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袁偉時強調：「民眾站在台上大談『新聞自由』，警方並未拉下他們─這表明了處理社會衝突的警察，如今懂得尊重言論自由的權利，這是個新演變，大家了解自身擁有言論自由的權利。」
抗爭進行到第4天，儘管警方極力勸說離開，但一名短髮青年仍然勇敢地在報社附近的馬路穿梭，他穿著棕色夾克，手持寫上中文的標語牌。後來警察排成人牆，阻止他跟外國記者交談，他仍高喊：「警察沒有權利阻止我跟任何人交談！」(接下頁)
儘管中國憲法賦予人民言論自由，但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來，很大程度上言論自由難以實現，此前幾個世紀大抵如此。可是，隨著社會大眾認為擁有言論自由或應該擁有言論自由，特別是習慣在網上肆無忌憚交談的年輕人，顯現了中國社會出現了重大轉變。
同樣重要的是，時下中國的年輕人，似乎不僅認為他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更認為他們有責任為社會問題發聲。
中國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時，Westad正居住在中國。Westad說，上次出現年輕人為社會問題公開聲援是在1980年代，年輕人認為這是個人職責所在，此後隨著共產黨鎮壓而幾近消失，反而出現「快速致富」的社會心態。
目前中國多元主義微弱的跡象，很難判斷是否足以產生新社會共識，甚或產生一些邁向民主的暫時性舉措。問題在於有朝一日對話是否會產生類似「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革命，亦即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Vali R. Nasr所描述的「無頭革命」(headless revolutions)─難以控制或預料。
中國的將來何去何從，在《南方周末》抗爭中，世人不難察覺存在激烈衝突，或許有一天我們會明白這是社會分裂的早期警鐘。
在報社馬路的一邊則有十幾位結合威權主義、反西方民族主義與經濟孤立主義的擁護者。這些抗爭者代表「新左」勢力，斥責《南方周末》的記者不愛國，並聲稱有一個金融家、媒體和美國政府的國際陰謀集團。
然而，馬路另一邊的人數更多，他們是言論自由的支持者，大多數是年輕新聞記者和本地支持者，中國網友也強力聲援他們。譴責高官，他們展現個人勇氣，這種勇氣在中國越來越常見，越來越多人開始站出來挑戰權威，並且不會遭遇重罰─除非他們呼籲多黨制民主或重審六四天安門事件。
時間可能站在支持政治更開放的群眾這一邊，多數烏托邦抗爭者年齡已達中年，這些人早年的教育因文化大革命而受阻，當年許多學校和大學都關閉了。
言論自由的抗爭者年紀很輕，接受良好教育，是這幾年高等教育大幅擴張的受益者。
許多大學教授和年輕人指出，中國受過教育的青年，似乎不支持對鄰國採取激進民族主義政策。中國上次爆發反日抗爭是在2005年，當年很多大學生參加，但此後日本時尚和大眾娛樂卻越見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