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小雪

印度財政部前首席經濟顧問蘇布拉瑪尼安（Arvind Subramanian）近期發表了一篇質疑印度GDP統計方法的論文，引起多方關注。他認為印度經濟增長率在2011年-2017年間被高估了2.5個百分點，格外刺痛印度政府各個部門。統計數據造假對於任何政府來說都是難堪的事。而對於剛剛還在驕傲本國增長率終於趕超中國的印度人民來說，這一結論也令人難以接受。

實際上，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相比，印度的統計數字甚少受質疑。在某種程度上，這還要感謝當年英國殖民者留下的文官體制，獨立後的印度不僅沿用了這種制度，還通過憲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安排儘量減少政治對文官隊伍的影響，為印度文官們樹立了一個高度專業化群體的形象。然而，莫迪上台後，印度國家統計局（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CSO） 幾次調整與經濟產出有關的數據，每次都引發了從政界到學界的爭議，連帶著它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也受到質疑。

數據頻調整惹爭議

2015年初，莫迪上台還不滿一週年，統計部門就發佈了新的GDP系列數據，這次調整主要是將基年從2004/2005年調整為2011/2012年（註：印度的財年為每年4月至來年3月），另外也補充了新數據、完善了計算方法。

雖然調整基年是印度的統計慣例，國家統計局每隔五年到六年就要調整一次，但這次的結果出來後還是令社會各界感到意外：2012/2013年與2013/2014兩個財年的增長率分別調高了0.4個和2.2個百分點，升至5.1％和6.9％。這明顯與民眾的感受不一樣——通膨高企、盧比急貶、外匯儲備吃緊，當時央行已不得不接連調高利率，而需求方面出口、投資雙雙下滑，這種情況下經濟怎麼可能實現近7％的增長？而且，按照新數據、新統計方法，莫迪執政第一年的增長率更是高達7.4％。即使市場信心因為新政府上台確有恢復，經濟向好也漸露端倪，但從復甦到起飛還是有一定距離。

當時質疑之聲主要來自學術界。蘇布拉瑪尼安時任印度財政部的首席經濟顧問，他在當年主持完成的《2014-2015印度經濟調查》中，特別指出新數據系列與多項經濟指標存在不匹配的問題，但他也承認，「除非有更長的時間序列數據可供分析，並且能夠確切知曉統計部門究竟補充了哪些新數據、調整了哪些計算方法，否則現在的數據系列很難解釋過去幾年印度經濟的運行軌跡。」

隨著印度2019年大選的臨近，印度國家統計局又在2018年11月公佈了新系列數據的補充版，這是按照新統計方法整理完成的2011年之前的數據，以便與已啟用的2011年之後的新基年數據形成對照。這本是學界期盼許久的事。但是按照新公佈的數據，聯合進步聯盟（UPA）執政時期（2004年－2014年）的平均增長率現在降到了6.7％，而在舊版統計中UPA兩屆任期的增長率分別高達8.1％和7.4％。

對此統計部門內部也沒有形成共識。早在年初，由已退休或現任的高級文官組成國家統計委員會（NSC）就編制了一份新系列數據作為意見版放到了網上，其中給出的兩屆UPA執政時期的增長率分別為8.4％和7.7％。政府對此的解釋是，這份報告只是草案，不做定論。

政府對不同統計結果的取捨，難免會讓反對黨猜疑這背後的政治動機。反對黨實際上不僅對結果不滿，而且對數據公佈的方式也有意見。按常規，統計數據經由國家統計局蒐集整理、並最終發佈，即使總理、財政部長和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副主席（總理兼任主席）也只會比一般公眾提前兩小時獲知消息。而此次卻一反常規地由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率先發佈數據。NITI的前身就是國家計畫委員會，總理及內閣成員及各邦首席部長都是現任委員，因而在一般公眾眼裡它有著很強的黨派性。現在由它來發佈消息，在反對黨眼裡這不僅是職能的越界，而且也是對國家統計局的權威性和政治中立性的破壞，為以後政治勢力插手統計工作、讓數據為政治目的服務打開了方便之門。

緊接著，2019年初正當大選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印度國家統計局又公佈了第二輪修訂過的2016/2017財年經濟數據（註：為不斷完善數據，國家統計局在每個監測週期結束後還會根據補充的信息定期或不定期地修訂之前公佈的數據），將該年的經濟增長率從7.1％提升至8.2％，在同期公佈的第一輪修訂過的2017/2018財年數據中，經濟增長率從原來的6.7％提升到7.2％。

鑑於莫迪在2016年11月推出了廢鈔政策，又在2017年7月全面鋪開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GST），前者造成流通中現金嚴重不足，後者則短期內增加了生產和交易的不確定性，整體經濟因此受到衝擊。國家統計局現在提高這一時期的增長率，明顯與全社會普遍認知相違。最令人不解的是，在進行2016/2017財年第二輪數據修訂時，它只比上輪多獲得了一些有關非上市公司的信息，那麼它大幅提高農業產出的理由又何在呢？

總之，印度國家統計局上述幾次對數據的調整，不僅令經濟學家們感到困惑，也令反對黨們越來越不滿，認為這都是政府操縱的結果。但他們的反駁多缺乏學理分析，大可歸於感性，直到蘇布拉瑪尼安在哈佛發表了一篇題為「印度GDP錯估的可能性、偏離程度、機制與啟示」的工作論文，成為一直以來丟入統計深潭中最大的一顆石子，也激起了最高的浪。

「內部人」的質疑

蘇布拉瑪尼安2017年才離任印度財政部首席經濟顧問，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畢業於牛津大學，曾長期供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學養深厚。在人們心目中，因為掌握著更多有關印度經濟決策、經濟運行的信息，曾經是「內部人」的質疑更令人信服。對於蘇布拉瑪尼安來說，因為政府已經將數據系列補充完整，滿足了他在《經濟調查》中提到過的「判斷數據可信與否，需要一個更長的時間序列」的條件。

首先，他選取了17個在2001年－2017年間與經濟增長有著很強相關性的指標：用電量、石油消耗量、商用汽車銷售量、拖拉機銷售量、工業生產指數、信貸額等等，與GDP進行回歸分析，一是發現它們與GDP的關係在2011年前後變化很大，之前17個指標中有16個呈正相關，而之後就變為17個中有11個呈負相關。二是發現2011年之後無論正相關還是負相關，17個指標中的大部分與GDP的相關程度都有明顯減弱。上述現象一般很難出現，除非經濟結構有了根本性的轉變，但印度顯然沒有，它只是調整了統計方法。

然後，他又挑選了四個官方很難塗抹、又很容易進行國際間比較的「硬指標」——信貸額、用電量、進出口額，同樣與GDP進行回歸分析，再就這種關聯性與其他國家進行橫向比較。他發現在2011年之前，在印度這四個指標與GDP的關聯性和其他國家比較並無不同，但在2011年之後，它們與其他國家產生了明顯的差異。這依然只可能解釋為新統計方法在作怪。

最後，他又綜合了其他國家四個指標與GDP變化的關聯性以及在印度這種關聯性可能存在的正常波動範圍，推算出2011年－2017年間印度GDP的實際增長率應該在3.5％－5.5％之間。

蘇布拉瑪尼安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也意識到了統計數據之爭背後隱藏的政治鬥爭，為了表明他立場中立，他更多強調此項研究是為了找出現在印度統計學家和技術官僚使用的統計技術和方法的不足，至於可能引起統計結果高低變化並不是他真正關心的。但以他曾經的官職和在學術界的地位，這篇文章的影響很快就超出了學術界的範圍。莫迪政府也不得不認真對待長期以來就存在的對印度經濟統計數字的質疑之聲。

兩個星期之後，印度總理經濟顧問委員會（PMEAC）代表官方對蘇布拉瑪尼安的報告逐條進行了批駁：一是蘇布拉瑪尼安使用的17個指標中很多數據采自印度監測數據中心——一傢俬人的諮詢機構，缺乏權威性；二是蘇布拉瑪尼安使用的是跨國回歸分析的方法，將印度與其他70多個國家進行比較，只要出現不同，便認為存在數據扭曲，而完全沒有意識到印度自身的獨特性。也有學者運用蘇布拉瑪尼安的方法分析了世界其他國家的增長數據，發現使用回歸分析的方法得出的GDP增長與這些國家自身公佈的數據存在著不小的偏差，或低或高，而德國公佈的GDP增長數據比計算出來的竟然也高出來1.8個百分點！那麼這能說明這些國家的統計方法都有問題嗎？

事實上，一個國家要得出準確的經濟總量數據絕非易事，一是統計不可能覆蓋國土上每個自然人和法人；二是每個被統計對象都存在謊報收入和支出的動機。因此，統計人員只能根據有限的樣本加上複雜的計算公式努力做到無限接近事實真相。對於剛在大選中贏得連任、獲得了比上屆更為明顯的議會多數的莫迪政府而言，這不過是一場轉瞬即逝的小風波，大多數選民選擇了莫迪，還有比這更有力的反駁嗎？再說，除了皓首窮經的學者、無所不反的「反對黨」之外，還有誰會關心過去的統計數據？正忙於制定新預算、描繪新宏圖的莫迪政府，更在意的是未來的數據。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編輯：郝洲）

（本文將刊發於2019年7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